1979年，我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本地电视台播出第一部配音成华语的香港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。主题曲响起的那一刻，我知道，自己不会看得下去。
为配合当时刚展开不久的讲华语运动，这部电视剧从对白到歌曲，全都改成华语版本。由于时间仓促，主题曲甚至来不及请原唱郑少秋重新录制，本地电视台只好安排他人翻唱中文版。原本荡气回肠的粤语歌词，换成华语之后，韵律变了，节奏变了，连情感的起伏也不同了。后来虽然终于请来郑少秋重新灌录华语版本，但那种感觉，始终回不来。
从那以后，我几乎不再看电视台播出的配音版香港电视剧。
那正是香港电视剧最辉煌的年代。香港无线电视与丽的电视佳作不断，一个没有网络、没有手机、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，追看电视剧几乎是许多人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。然而，当时电视台购入的剧集有限，每晚只播一集，而且清一色都是华语配音版。结果，无意之间，催旺了录像带租赁业。越来越多人宁可租看保留原音的录像带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《倚天屠龙记》播出时，我还只是中学生，却已本能地抗拒配音。现在回想，也许当年抗拒的，是那些原本属于作品的声音，被另一种声音覆盖之后，那份无法言喻的失落。
那个年代，最好的电视剧主题曲、最动人的歌词、最优美的文字，很多都来自香港。黄霑、郑国江、卢国沾，以及许冠杰等音乐人的作品，虽然写的是粤语，却早已超越流行歌曲，本身就是文学。
《小李飞刀》的苍凉、《铁血丹心》的豪情、《两忘烟水里》的缠绵、《亲情》的温馨，直到今天，无论唱起来还是读起来，依然充满文字力量。那些歌词不仅押韵工整，遣词讲究，更处处流露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。即使放到今天来看，依然不逊于一首好诗。
少年时代的我喜欢文字，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这些粤语歌词的启蒙。我从中认识许多优美的词汇、典故和表达方式，也第一次感受到，文字不仅能够叙事，也能够营造画面、承载情绪、留下余韵。
后来到了林夕的时代，粤语歌词又展现出另一种风景。从武侠与家国情怀，走向都市生活与内心世界，以更加细腻而深刻的文字，书写现代人的情感起伏。 他们写的是粤语，却让我更热爱华文。这些作品没有把我带离华文，反而把我带进了文字世界，让我更早认识文字之美，也更早理解，同一种文化，可以透过不同语言绽放不同光彩。
如果没有那些粤语歌曲，我未必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写作人。 后来从事文字工作，我有机会认识黄霑、倪匡、蔡澜等香港文化人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的不是华语与方言之间的对立，而是一种彼此滋养、彼此成全的文化生命力。
我一直庆幸，自己还会说一种方言——广东话。那是看了无数香港电视剧、听了无数粤语歌曲之后，自然而然学会的。遗憾的是，我自己籍贯的客家话，却始终只停留在“听得懂一点点”的程度。小时候，面对只说客家话的祖母和一些年长亲戚时，我常常只能听，却说不出来。许多话来不及问，许多故事来不及听懂。等到终于学会一点点时，有些人已经不在了。
这最大的遗憾，不只是自己不会说客家话，而是连带失去了一段关系。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，讲华语运动无疑深刻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面貌。然而，时代不断向前，每一个时代面对的课题，也会有所不同。
今天，我们已不再需要在华语与方言之间作选择，不必为形式而禁，而是可以进一步思考，如何让两者共存并发挥它的凝聚作用，同时也让那些承载着家族记忆、地方文化与生活经验的方言，继续被听见、被理解、被传承。因为一种语言的存在，并不会削弱另一种语言的价值。相反地，每多懂一种语言，便多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，也多一种理解他人与文化的能力。
这些年，每次到中国大陆、香港或台湾旅行，我总喜欢寻找当地不同方言的音乐收藏。闽南语、粤语、潮州话、客家话，听得越多，越发现，每一种方言都像一座独立而完整的语文世界。 同样一句思念，不同方言有不同的温度；同样一句叮咛，不同声调有不同的情感。有些话，华语能够准确表达；有些情绪，却只有方言才能完整承载。那不是因为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优美，而是每一种语言，都保存着属于自己的声音、节奏与生命经验。
今天重新谈方言，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（其实也回不去），更不是为了否定过去，而是当社会已经拥有共同语言之后，我们或许终于有能力，也有条件，把那些曾经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声音，一起留下。因为语言，不只是沟通工具，它也是一个地方的记忆，一个族群的声音，一代人的情感。有的是郑少秋唱过的江湖，有的是祖母轻轻唤过我们的乳名。
前者留在时代里，后者留在生命里。
